我们的四十年:证监会成立的前前后后

2018-12-5 投资银行在线

1990年底,由中国证券市场研究设计中心,简称“联办”,发起并参与设计的上海和深圳两家证券交易所相继成立。随后,联办还在北京创建了全国证券交易自动报价系统,即业界所熟知的STAQ系统。“两所一网”的建立,是中国证券市场里程碑式的事件。

致敬中国改革开放,11月30日《财经》推出新的系列专题:“证监会的成立:改革任重道远丨我们的四十年”。

1990年底,由中国证券市场研究设计中心,简称“联办”,发起并参与设计的上海和深圳两家证券交易所相继成立。随后,联办还在北京创建了全国证券交易自动报价系统,即业界所熟知的STAQ系统。“两所一网”的建立,是中国证券市场里程碑式的事件。

此后,中国证券市场交易规模一日千里,并激发全民参与的投资热潮。但是监管问题随之而来:中国人民银行、体改委、财政部各具职责,各级地方政府也参与其中。一时间出现“九龙治水”的多头管理、责任不清的局面,乱象层出不穷,市场呼唤有效监管。

中国证监会最终在哪些因素推动下迅速设立?《财经》杂志总编辑王波明,特邀高西庆先生和李青原女士,共同回顾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他们亲身参与的有关中国证监会的酝酿、筹备和创建。

(左起:高西庆、王波明、李青原)

高西庆回忆称,那个阶段开始了有关监管模式的激烈争论。主要争论两种模式:一种是欧洲的,以德国的大一统模式为典型,把银行和证券放在一起管;一种是美国的分离模式,把证券市场和银行体制分开监管。

1929年10月,华尔街股市崩盘,开启了美国乃至世界历史上着名的金融危机。人们普遍认为,由于缺乏政府的有效监管,银行与证券业务混合经营是引发经济危机的根本原因。

(1929年爆发的经济危机,给美国造成800万失业大军。缺乏政府有效监管、银行与证券业务混合经营,是引发经济危机的根本原因。)

1933年,美国国会通过着名的《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又称《1933年银行法》),该法案因其首倡者为参议员卡特?格拉斯和众议员亨利?B?斯蒂格尔而得名。其核心是在银行与证券业务之间筑起一道防火墙,避免商业银行面临证券市场风险,以保护大众的利益。

1934年,美国国会通过《1934年证劵交易法》。该法案的颁布规范了证券交易行为,并促成了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的建立。有鉴于此,联办的研究者倾向于建议中国采用美国监管模式,即将银行系统和证券系统分开监管。但在上世纪90年代中国证券市场初创期,这一设想并未被相关部门接受。

高西庆清楚地记得,1992年7月31日,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朱镕基听取了他们关于证券市场的汇报。当时高西庆建议成立一个独立的监管部门,但朱镕基起初不认可。在他看来,彼时证券市场就几只股票,规模很小,人民银行监管就可以。

但没想到的是,高西庆最后撂下一句狠话:如果不成立这样一个监管部门,很快这个市场就要出大事。

听起来有些耸人听闻。1992年的夏天,随着上交所放开15只上市股票的价格限制,股市连续上涨。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相信:股票,能令人一夜暴富。

当年盛夏,8月9日,深圳街头一片狂热气氛。申购股票认购表的队伍排成长龙,据统计当天参与排队的人数多达上百万。因为一张身份证只能限购十张认购表,因此早在几天前,就有数以百万计的居民身份证从全国各地寄来深圳,成捆成箱、堆积如山。

(1992年8月10日,深圳特区发售新股认购抽签表,前来抢购的准股民们在各个发售网点排起长队,抢购者前胸贴后背,一个紧抱一个。图/视觉中国)

第二天早晨,号称将公开发放的500万张抽签表,真正发出的只占极少一部分,有消息说,大部分认购表被各部门内部层层截留,群众的不满情绪迅速升级。当晚,数千愤怒的群众涌上街头,拉出横幅,要求惩治腐败和不公,人群从各处向深圳市政府和人民银行深圳分行聚集,事态迅速恶化,消息上达决策层,这就是中国证券史上令人震惊的深圳“8·10”事件。

据时任深圳市副市长的张鸿义先生回忆,当时李灏书记很有领导经验,他果断地提议,既然是由于认购表不足所引发的矛盾,就争取再发500万张,凡是想领表的人,都让他能够买到表。这个办法在向国务院领导报告并得到同意后,立刻就付诸实践。市政府有关负责人向社会发了公告,当听到第二天可以如愿购买到认购表以后,聚集的群众很快就散去了。

深圳市政府公告发布后,事态平息。这次因证券而起的重大群体性事件,因此得以化解。在研究者看来,1992年的深圳“8·10”事件,最重要的结果是促使决策层加紧改革步伐,下决心建立有效的证券监管体系。

这也应验了高西庆说的那句话:如果不成立独立的证券监管机构,很快就要出大事。据王波明回忆称,后来李剑阁陪朱镕基总理出去视察,朱镕基说,中国懂证券市场的人屈指可数,但是联办的那几个人他们真懂。

“8.10”事件后不久,时任国务院总理李鹏、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朱镕基在北京召开了部分省市证券市场工作座谈会,公布了国务院经过研究以后,准备采取的调整证券市场的几条措施,并决定建立国家证券管理委员会和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1992年4月29日,国务院副总理朱镕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由主席李业广率领的香港联合交易所代表团。图/新华)

中央决定设立证监会,但如何办、谁来办,莫衷一是。当时的“联办”似乎责无旁贷,先后在人员和资金等方面给予了重要支持。

高西庆回忆称,当时主要是以联办为主体,从打字员到办公厅,80%的人都是从联办过去的。

“刚开始整个开办费都是联办垫的,200万元,在当时是很大的一笔钱。第一任的办公地点就在保利大厦,我还专门去跟他们谈房租问题,让他们悠着点,别血口大张。”王波明回忆道。

(中国证券监督委员会所在地。图/视觉中国)

1992年10月,国务院下发了《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证券市场宏观管理的通知》,宣布国务院证券委员会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正式成立,刘鸿儒出任中国证监会第一任主席。随后国家颁布了一系列法规和规章,初步确立了我国证券期货市场的监管体制。

从1990年至今,20多年来,中国证券市场的发展已经初具规模,覆盖股票、债券、期货衍生品的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基本形成,上市公司、新三板挂牌公司、区域性股权市场挂牌公司分别超过3500家、1.2万家和2.5万家,累计实现股票融资近13万亿元,债券市场发行超过200万亿元;总市值全球第二,债市规模世界第三,商品期货成交规模位居全球前列。

这个规模巨大的资本市场,仍然面临新的改革挑战:股票发行的市场化改革需要深化;证券市场的法治化水平仍需提高。中国证监会围绕其使命和职责,有为、有不为,如何把握好自身的角色甚为关键,改革任重道远。(《我们的四十年》系列专题,由《财经》、和讯联合呈现)

来源:《财经》、和讯

转自:财经(ID:mycaij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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