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7岁厉以宁谈如何消除结构性失衡:改革必须碰硬的!

2017-11-23 投资银行在线

来源:新浪财经

著名经济学家、北大光华管理学院名誉院长厉以宁


新浪财经讯 由新浪财经主办的“2017新浪金麒麟论坛”于11月22日在北京举办,主题为“思想改变中国”,著名经济学家、北大光华管理学院名誉院长厉以宁以“如何消除结构性失衡”为题发表了演讲。

在厉以宁看来,消除结构性失衡说了很久,但一直难以实现主要是有四大原因,第一,很长一段时间,中国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运行的,这样就形成了行政主导下的结构性失衡。第二,长期以来政府的干预跟宏观调控是结合在一起的。第三,各部门、各地区甚至是各个企业都有攀比的现象,很难做到在市场经济道路上发展。第四,“发现错误”是很难的。

厉以宁认为,调整经济结构就必须转变发展方式,而转变发展方式有两大阻碍,第一是利益集团的阻挠,第二是转变发展方式可能会造成失业,影响社会稳定。

其认为,必须要靠提高效率加以应对,分别是提高生产效率,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和提高“X效率”。厉以宁特别分析了“X效率”——靠“打造企业与职工的共同目标,加大职工之间的融合度,树立纪律以及通过工匠精神、劳模等表彰使得职工认同企业”等来提高效率。

厉以宁手稿


以下为演讲实录:
厉以宁:我要讲的题目是“如何消除结构性失衡”。


四大原因造成结构性失衡 很难改变


这个问题由来已久,因为在很长的时间内,我们都说产业结构不适应环境、失衡等等。问题是为什么不改呢?改有多大的难度呢?经过最近一段时间的考察,我发现改革结构性失衡是很困难的,因为它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所以,要想把结构性失衡在很短的时间内消除是不容易的。

我们可以这么讲,结构性失衡之所以在这么多年都没有大的本质性的改革,是由四个原因造成的:

第一,很长一段时间,中国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运行的,而且按照计划经济的原则——政府决定一切,这在很长时间内是存在的,即使是在80年代初,开始改革开放时,行政在经济中的作用是始终存在的。有的时候改得大一点,有的时候不动,这就形成了行政主导下的结构性失衡。

第二,长期以来,政府的干预跟宏观调控是结合在一起的,并不是简单的“说行政命令就是行政命令,说宏观调控就是宏观调控”,两者不是分开而是混在一起的。这就造成了行政手段的力量更大,你要想违背这个是不可能的,特别是在国有企业改革速度还比较慢的时候。

第三,各部门、各地区甚至是各个企业都有攀比的现象。一旦指标下来了,假定是增长8%,那么我就一定要想办法超过8%。如果目标是8.5%,我就一定要达到9%,所以“大干快上”是有背景原因的,是跟攀比结合在一起的,这是一个老习惯了,在这种情况下很难做到在市场经济道路上发展。

第四,“发现错误”是很难的,因为都计划安排好了,使用了宏观调控的手段,所以要真正发现错误,让中央感觉到了,时间就很晚了,也就错过了改革的最佳时机。我们可以想象,原来的计划经济体制、宏观经济调控,两个结合在一起,再加上攀比,“大干快上”这些计划经济下的产物,好多东西都没有改,这样的一些观点都要分析,结构性失衡的原因不是很简单的。


转变发展方式难在两点:利益集团及失业率


在中国进行结构性改革,关键在哪里?


改革跟发展方式有关,如果坚持过去的发展方式,重数量、重速度,那不容易改,因为那种发展方式鼓励了人们大搞重复建设、消耗资源,尽管产品卖不掉,积压在仓库里,可是他们完成了任务。这么看,问题就很明确了,对我们来说,当前最要紧的问题是真正做到消除结构性失衡,一定要改革发展方式,要从数量型的、速度型的改为质量型的和在质量型的前提下讲效益的发展方式,这个改革就是今天我们要重视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最主要的部分。

但是改革会遇到一些困难,如果是为了结构性调整得更好,去除结构性失衡,就一定要在工作中注重产品质量,扩大市场。但又做不到,为什么做不到呢?因为生产方式的改变就会“动了”原来的两大势力,一个势力是已经形成的利益集团,他们不愿意全部改,如果全部改的话,利益集团承担的问题很大,所以他们对改革是持观望的态度的。

还有一种情况是怕引起经济中的副作用,其中一个最明显的副作用就是改革会使失业增加,但谁都不愿承担增加失业这个责任,都说我可以养起来,可是钱从哪儿来?产品又卖不掉,会遇到很多具体但又没办法解决的困难。今天的改革之所以要“碰硬的”,就是要消除利益集团在形成结构性失衡方面的作用,要真正通过改革、通过发展来增加就业人口。问题的关键还是在发展方式的转变上。


重视“X效率”的发挥,提高企业效率


第三个问题,这里要谈的主要是改变效率的观念,刚才我们讲效益型、效率型,这是需要做的,但有三种效率:

第一种效率就是生产效率,生产效率是从经济学中来的,主要是投入和产出之间的关系,较小的投入,产出不变,也表明了效率的提高。如果以原来的原材料能产生更多的产值,那也是效率提高了。但效率分三种,生产效率是重要的,但它是微观意义上的。20世纪30年代以后,经济学界着重在讲,除了微观的生产效率以外,宏观效率在哪里?那么宏观效率是一个新问题,宏观效率就在资源配置效率。比如说,有这么多的投入,应该有那么多的产出,这是生产效率。

第二,资源配置效率,用某种方式配置资源可能产生A效率,如果换一种方式配置资源,可能就产生A+1的效率,再换一种方式可能产生A+2的效率,这种效率,投入产出都没有变,但配置的方式变了,就产生了新的效率,这是宏观的经济效率。我们过去只注重微观效率,因为微观效率是以生产单位为准,宏观效率是管资本的、资源的重新配置。国企改革是为了增加国有资本的增量,增量从哪里来?是重新调整了配置而来的。

第三种效率,在西方经济学中出现的比较晚,一般认为是在20世纪60到70年代以后开始出现的,叫做X效率。X效率是指按照投入产出的比例来看,这么多的投入,这么多的产出,他们是相应的,但为什么有的时候效率远远不足呢?产出应该有这么多可是没有达到,这就叫X负效率。

这就能发现一个问题,没有那么多的投入为什么来了这么多的效率呢?这也叫“X效率”。我们在经济学中一般只注意到生产效率,但不一定能消除结构性的失衡。资源配置效率重新组合,可能有效,可能带来增加的效率,这叫“X正效率”。但是,这些我们都不谈,就谈为什么会产生X负效率?因为X效率中最多的是X负效率。


有分析认为X负效率是由三个原因造成的:


第一,集体目标和个人目标不一致,比如说企业有企业的目标,个人有个人的目标,不一致集体目标就被架空了,这就产生了X负效率。

第二,微观单位中意见不统一,或者有地方观念,四川来的工人是一帮,河北来的工人又是一帮,不能融洽,这就产生了X负效率。

第三,发现在有些地方,个人不一定能摆脱惰性区。什么叫“惰性区”呢?比如说冬天冷,早上恋被窝,不愿意起床,这就是“惰性”。这就形成了经济学中以前解决不了的问题,甚至不知道的问题——克服X负效率。怎么解决?这就不是一般的办法能解决的,要增加X负效率就必须要做到几点:

第一条,集体目标和工人的个体目标不一致怎么办?目标分解、求同存异。譬如说,把目标一分解,集体目标是大写的ABCD,个人的目标是小写的abcd,这其中一定有很多是一致的。比如说工厂希望能够平平安安生产,安全生产;职工希望平平安安回家,这个安全的目标是一致的,大家都承认吧?还有工厂希望能够增加盈利,职工希望分配红利能够增加,发的红包多一点,这个是一致的,也可以把它单独列一下。再有一条,工厂期望自己的声誉高,工人认为在这样的企业中工作我感到很光荣,因为企业有名,这也是一种荣誉感,求同存异以后就这样来解决。

一致的话我们一起做,不一致的话,先服从企业的利益,然后再帮你解决。譬如说新分配技工学校的学生来了,这个学生说,我喜欢画画,我喜欢唱歌,我喜欢舞蹈,工厂说,我们这个工厂不需要这些人,你们要留下就从木工、钳工或者是其他的工种做起,那么就有矛盾了,你先服从企业的目标,然后企业来帮助你实现你的个人目标。比如说你喜欢唱歌,可以组织乐队,你喜欢画画可以举办画展,你喜欢跳舞有文艺队,这样一来问题就解决了。这是第一个,目标分解、求同存异。

第二条,工人与工人之间不合怎么办?各自后退一步开阔天空,小事情不要计较。

第三条,个人有惰性早上起不来,那么就要有纪律,有纪律才行,光有纪律还不够,还要有激励,给他们好的奖励。

第四条,达到认同,我对企业已经认同了,我愿意为企业做了,这样效率就提高了。在中国没有研究“X效率”的,如何去掉X负效率,怎么让X正效率不断地增长。我们这些都没有做到,因此我们可以说,超常规效率从哪里来的?西方经济学一直也在讨论超常规效率,也就是X效率超常规了,我们可以这么说,如果没有职工的积极性、认同感,不可能有那么高的效率。因为你的效率都在前面的项目中表现出来了,现在要调动积极性就应该从X负效率这方面去入手,通过认同感提高效率,这是我们在解决结构性调整的过程中,失衡调整的过程中要注意到的。光提高生产效率不够,还要靠资源配置效率,同样不够,就要靠X正效率。“大国工匠精神”“劳模精神”这些都是出于使X负效率转为X正效率的目的。


第四个问题,十九大已经把发展的目标解决了,现在要调动人的积极性。要人们参加工作,献出自己的精力,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要着重地培养四种人:

第一种人,新型农民。现在的农民跟过去的农民可不一样了,我最近在南方一些农村考察,现在的农民自己进学习班,参加各种知识培训、技术培训。因为土地确权以后,土地可以租给别人,也可以自己经营,无论是租给别人做还是自己经营做,效率是很高的。现在的农村跟过去是不同的,农民成了集体公司的主人。农民在做很多服务业方面的事,现在农民在做什么?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提供各种服务,1+2+3等于6,所以现在的新农资就叫做“第六产业”。

第二种人,新型的企业家,企业家需要政府讲信用,政府要一视同仁,这样的话大家才有积极性。产权保护是最要紧的,知识产权保护同样重要。现在在企业家中间传开了一句话叫“二次创业”,过去的创业已经过去了,现在是二次创业,二次创业就要走创新驱动的路,这是新情况。

第三种人,新型管理者,这可能是未来的方向,南方的很多新型管理者是要参加分红的,他们是职业经理人,能把效率搞得更高,能在企业中更好的完成自己的使命。

第四种人,新型的营销者,光产品有销路是不够的,应该在什么地方体现出来?不但有销路而且有持久的竞争力,有自己独特的创造。

所有的企业都要走这条路,农村、农民正在变,企业家有新的要求、新的希望,新的管理者可能是各种经理人,新的营销者懂得市场的走向,市场究竟往哪个方向走,他们可能更有经验。这样的话,我们消除结构性的失衡,也就是我们完成在供给侧结构方面的改革是有重要意义的。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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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编辑:王嘉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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